写作论文,特别是写作学位论文,最重要的四个字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既是态度,也是方法。

　　文史专家王运熙老师对我们说,以前郭绍虞先生（古典文学家、语言学家）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以他这么大的学问,他也只写他所熟悉的诗文部分。不写小说、戏曲。后来周扬一定要求他写,他写完一点,就请专治小说、戏曲的赵景深先生看一点,最后请赵先生把关,才敢拿出去。

　　实事求是还表现在对研究对象的态度上,文学研究因为有“人”在，有“情”在，就容易把“研究对象”看成是“崇拜对象”,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把研究对象看作是“调查对象”和“解剖对象”。

　　古代诗人、作家经常受到贬谪,而我们往往站在诗人、作家一边,因为喜欢他的诗歌或文学作品,就以为该诗人是受了诬陷,非常同情他们。其实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从当时的法律来看问题,要区分受诬陷打击和确实是犯了经济或其它错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

　　譬如对苏东坡的经济问题,辛弃疾的经济问题和对下级过于粗暴的问题。又譬如,范仲淹《岳阳楼记》里写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滕子京确有贪污问题才被贬到巴陵郡的,范仲淹的文章有为他说好话的意思,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对待。

　　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方法,是一种传统的理性精神。乾嘉学派的研究者为了探求真理,有时甚至会批评自己父亲的文章,说:“家大人之说非也。”这种精神,是研究取得创造性成果的首要条件。

　　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必然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提出,他的研究是“即山铸铜”式的,即是从深山开采矿石,提炼精铜,以备铸造鼎彝或钱币之用。这句话被不少学者引用。清代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把他们自己的研究归结成一句话：即后人的研究,绕不开他们的成果。因为他们的研究具有非常强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这是“二王”不被人忘记和他们引以自豪的原因。

　　后人前进,必定要在他们的基础上起步,这样,事业才会趋新,研究才有价值。

　　我们是后来者,应该继承前人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研究方法、研究理念,由此开创新气象,拓展新局面。除了像乾嘉学派那样重视材料,认真细密、实事求是的方法和风格(由此派生出日本的“京都学派”)以外,我们还要注入新的思路和新的时代精神。程千帆先生说过:学术也像体育,也有记录;作为学者,不仅要打破前人的“学术记录”,创造“新的学术记录”；还要打破自己创造的学术记录,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

　　理科的论文往往是世界性的;文科的论文,也应该是世界性的。随着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意识形态、心理特点、文化方式上互相渗透融合,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财富都在迅速世界化,中国文学的研究也已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早已不是中国学者的专利,故当今之世,要把过去视为国粹的中国文学研究,放在“汉字文化圈”的平台和世界汉学的大背景下进行。这种开放型的研究和理科精神是共通的。